倡导低碳环保 挂历出新意

[50]其论证素材包括党中央决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是典型的政治正当性或制度重要性说理。

[46] 其三，符合程度判断。[33]参见前注[17]，沈春耀文。

这种审查不只是在判断法律规则设计的适当性，也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事实性问题，直接介入了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事实判断。首先，考察规范文本的融贯目的审查，集中适用于地方属性较强的事项。部分论著曾基于域外经验，对违宪审查基准确立技术予以理论总结，[8]权威教材或专著对审查基准问题鲜有专题研究，多是点到为止。[3]参7见4程庆栋：《论适当性审查：以地方性法规为对象》，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3期。再次，科学立法原则诠释了一种效用最适当的合目的性要求。

表2我国地方性法规审查分层的实践 综上所述，如表2所示，基于我国审查制度之特殊权力关系衍生的目的差异，地方立法审查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基于合目的性审查的审查类型化区分。所涉事务与中央联系越紧密，涉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统一，则中央立法机关予以介入程度就越深，审查强度便越强，此时会进行价值目的审查，对有关立法宗旨进行正当性评判。有序整合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监管力量，建立权威统一的环境执法体制。

比如环境法体系为宪法条款的规范释义提供部门法解释路径，丰富宪法生态观的内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法治实践中，宪法规范如何对部门法规范形成依据，部门法规范和宪法规范如何形成交互影响，而不再是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各说各话的两张皮关系，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9 随着十八大以来，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被列入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处于同一层面的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以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实践需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双重指导下，环境法体系已然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具前景的法律部门之一。宪法与环境法理念和规范上的互通有助于推进制度上的融贯，而反过来制度上的融贯也进一步保障理念和规范的动态交流。

其二，宪法为环境法典的制定提供新的规范依据。这就意味着，与宪法能发生直接的根据性关系，才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第一层次。

我国宪法中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权、社会主义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权力监督与制约、民主集中制等六项。资源管理法强调的是环境要素的管理，污染防治法针对的各种污染环境类型的防治，环境保护法则以环境要素的保护为直接目标。宪法整合了依法环境治理最核心的价值，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全面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强调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就意味着在环境法体系的发展中，一定要面向中国问题、坚持中国特色、形成中国制度、提供中国方案。

二、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标准与手段 本文需要说明的是，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并非仅指审查环境法体系可能存在的合宪性问题，而主要是指在遵循宪法依据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宪法规范，实现宪法规范和环境法规范的交互影响乃至融贯，从而使环境法体系得到关键性发展，更好为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法治保障。还有学者指出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已经初步形成由 《环境保护法》为基础，综合性法律、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应对不确定环境风险的法律等为主体的相对完整的体系。事实上，生态与环境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事实上，以上两法并不能作为完全的代表，笔者发现生态和环境尽管出现在同一条，但分开规定的这种类型，基本上在不同法律、不同条文中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生态和环境在具体条文中的涵义以及两者的具体关系等等，似乎可以做出非常多样化的理解，而且又无法做出确定的类型化分析，这显然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什么是环境，在所有的权威定义里面，不管是词典中的解释，还是代表性教科书的定义，以及法律规定，一定是以人为核心的，是围绕人展开的。首先，从语词上看，环境是指周围地方的情况和条件。

2017年，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环境法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就要确定内部概念与规范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依据来自上位法，但根本依据还是宪法规范。

绿色发展法，可以更好回答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参见李艳芳：《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第36页、第45页。10当具体的环境法律之间的上位法依据出现规范不一致的情形时，就需要依据宪法规范进行判断。吕忠梅、吴一冉：《中国环境法治七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第103页。第十三条规定：环境保护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并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更是直接催生了中国环境法治史上第一部环境规范文件在1973年的出台。

体系层面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是指环境法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要合乎宪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规范体系。20 Richard H.Fallon,A Constructive Coherenc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100 Harvard Law Review,1987,PP.1189-1231. 21 详见张震：《基本法律抑或宪法性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宪法考量》，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23-24页。

其四，宪法为环境法典的制定提供新的目标功能。从目前环境保护法的篇章结构看，即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监督管理、第三章保护和改善环境、第四章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五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第六章法律责任以及第七章附则，这样的结构安排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备了升级为环境基本法的基本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破坏森林资源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侵权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把环境分为了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

四、通过合宪性审查实现环境法体系的发展 如前文所述，就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而言，审查其是否具有宪法性瑕疵 只是基本要求和初阶目的，能够全面实施宪法，实现环境法体系的发展才是最终目的。一是，宪法确定环境法体系的基本价值与秩序，环境法规范的生成要符合宪法条款所确立的价值与秩序。而且不仅是在条文上，还要在规范与制度体系上，实现宪法与环境法的有效对接。（三）指向整体的体系审查与注重局部的条款审查相得益彰 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既体现在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层面，也体现在构成整体的具体条款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条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具体就是：政策作为先导，我国的环境立法工作均是在党的政策指导之下进行的。

随着2018年修宪，宪法上的环境规范体系形成及国家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生态文明制度的确立，应该充分进行诠释并升华为宪法绿色理念体系，并通过环境基本法对宪法绿色理念体系进行全面贯彻体现。16以上六项原则不仅贯彻于宪法制定、实施的始终，而且对环境法体系也构成了合宪性控制。

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学者们多年努力的基础上，环境法典的制定开始更高强度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所谓环境法体系内容上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是指环境法体系中的制度设计要合乎宪法，包括有明确的宪法依据，或者可以由宪法推理，以及至少不违反宪法规定的底线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环境法体系发展的直接理论指导。针对环境法体系技术上的审查主要侧重技术、手段、形式、逻辑等的合宪性，内容上的审查要确保环境法制度本身合乎宪法，两者要结合起来确保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上16部法律被归属于经济法类）。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公布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实行风险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制定本法。最后，宪法与环境法规范交互影响及体系融贯形成合力，既发展环境法，也发展宪法。

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的思维是宏观的，宪法典是法典的最抽象的表达，环境法走向法典化，其思维上应具有的一定的宏观性与宪法典具有内在的契合。通过程序与实体相结合，技术与内容相结合，体系和条款相结合以及审查和融贯相结合。

一方面，通过法典编纂，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重新评价和审视，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转化为执法、司法的价值取向之一，推动生态环境法治的现代化。其次，从属性上看，生态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能动性。